时光到了一九七七年，旧的思想体系在逐渐消融，新的虽然还没有建立起来，但宛如冬天里的苍穹，被一束春风给撕裂了许多的口子，在冬官还无所适从的时刻，春天的步伐就已经近了。
谁也不知道姚远这种代工的行为合不合法，就谁也不会干预。再加上姚远老厂长儿子的身份，认识那么多的高官，地方小镇都知道他是怎么回事，就更加不便过问了。
姚远在心里盘算已久的那个地下加工厂，就这样，慢慢初具规模了。
从保卫科里被放出来以后，姚远低着头抠手指甲装傻的时候，就在盘算如何开始自己的事业了。
因为，春天马上就要来了。
但三中全会是在七八年的十二月底，在此之前，私营经济从公家那里来说，还是违法的。
可是，那个时候，大家已经下意识地开始模糊公私之间的概念。因为上层那时候的意见，是比较杂乱的。因此，才会有了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，两个凡是对错的私下争议。
在这样一个时期，民间就比较自由了一些。
姚远就在想，你不让我雇人大规模私营，我就不公开搞私营，我把工厂分摊到各个住家，给你来个擦边球。
整好随着姚叔父母的平反，姚远凭空就多出了许多位高权重的“叔叔”来，从地方到上层，“叔叔”无处不在呀，这就是一种无形的资本。
即便有人认为他是在搞资本主义，冲着这些“叔叔”的存在，一般人也不敢轻易动他。
而且，他公开拒绝了那么多“叔叔”们的照顾，甚至为了不受父母光环的影响，连公职都不要了。这种思想觉悟，也为他自己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。
到这一步，他再搞什么，只要不出格，就没有人敢轻易动他了。
到七七年的时候，随着旧思想体系的崩塌，新思想体系没有建立起来，社会上就开始出现痞子，甚至是集合起来干群架的流氓。
厂矿之间，乡村之间，市场之间，都在相互争夺地盘，动不动就抄家伙打群架。
好多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于过去武斗的思想残余，其实跟那个还真是一毛钱关系没有。主要还是从上到下，从百姓到公家的思想不统一，管理跟不上，思想混乱造成的个人英雄主义泛滥。
矿机毫不例外地也出现了这种痞子，而且纠结在一起，三五一伙，七八个一帮，打架、斗殴，甚至抢劫、偷盗，欺负女青年。
能成为痞子的，绝对是比一般人头脑聪明的，他们知道谁能惹，谁惹不得。
姚远属于惹不得的。他本身很早就以打架出名，五大三粗，三两个壮汉一起上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关键还在于他从上到下都有人。你惹他，他打你一顿不说，派出所去一趟，你至少得在小黑屋里关一个礼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