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外面混了十六年，最近才回到在这抗战期间变成了“大后方”的家乡来。虽说这是我生长的地方，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不欢迎我的样子。在街上我看不见一张熟面孔。其实连那些窄小光滑的石板道也没有了，代替它们的全是些尘土飞扬的宽马路。从前僻静的街巷现在也显得很热闹。公馆门口包着铁皮的黑漆门槛全给锯光了，让崭新的私家包车傲慢地从那里进出。商店的豪华门面几乎叫我睁不开眼睛，有一次我大胆地跨进一家高门面的百货公司，刚刚指着一件睡在玻璃橱窗里的东西问了价，就给店员猛喝似的回答吓退了。
我好像一个异乡人，住在一家小旅馆里，付了不算低的房金，却住着一间开了窗便闻到煤臭、关了窗又见不到阳光的小屋子。除了睡觉的时刻，我差不多整天都不在这个房间里。我喜欢逛街，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散步，热闹和冷静对我并没有差别。我有时埋着头只顾想自己的事，有时我也会在街头站一个钟点听一个瞎子唱书，或者找一个看相的谈天。
有一天就在我埋头逛街的时候，我的左膀忽然让人捉住了，我吃惊地抬起头来，我还以为自己不当心踩了别人的脚。
“怎么，你在这儿？你住在哪儿？你回来了也不来看我！该挨骂！”
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小学同学、中学同学、大学同学姚国栋，虽说是三级同学，可是他在大学读毕业又留过洋，我却只在大学念过半年书，就因为那位帮助我求学的伯父死去的缘故停学了。我后来做了一个写过六本书却没有得到多少人注意的作家。他做过三年教授和两年官，以后便回到家里靠他父亲遗下的七八百亩田过安闲日子，五年前又从本城一个中落的旧家杨姓那里买了一所大公馆，这些事我完全知道。他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死了太太，又接了太太，这些事我也全知道。他从来不给我写信，我也不会去打听他的地址。他辞了官路过上海的时候，找到我的住处，拉我出去在本地馆子里吃过一顿饭。他喝了酒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他的抱负、他的得意和他的不得意。我很少插嘴。只有在他问到我的写作生活、书的销路和稿费的多寡时才回答几句。那个时候我只出版过两本小说集，间或在杂志上发表一两篇短文，不知道怎样他都读过了，而且读得仔细。“写得不错！你很能写！就是气魄太小！”他红着脸，点着头，对我说。我答不出话来，脸也红了。“你为什么尽写些小人小事呢？我也要写小说，我却要写些惊天动地的壮剧，英雄烈士的伟绩！”他睁大眼睛，气概不凡地把头往后一扬，两眼光闪闪地望着我。“好，好，”我含糊地应着，在他面前我显得很寒伧了。他静了片刻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。他第二天便上了船。可是他的小说却始终不曾出版，好像他就没有动过笔似的。
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位朋友，高身材，宽肩膀，浓眉，宽额，鹰鼻，嘴唇上薄下厚，脸大而长，他并没有大的改变。只是人稍微发胖，皮色也白了些。他把我的瘦小的手捏在他那肥大的、汗湿的手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