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多时候两个高等级官员入场，除了护卫外，作为大纨绔子弟，苏在方陪同在蔡知州身边，李建由陪同在张学政身边。
依照大宋制度学政不算知州大人的次官，学政头上还有六曹官之一，就像朝廷有六部一样，知州麾下也有六个差不多类的局长，而学政只是“礼司”麾下专管教育的助手。
不过鉴于时代的特殊性，教育事业比较独立，于是在一些地区和时间段，学政又被默认为和曹官是平级的存在。
总之北宋时期大抵就这德行，政治较为混乱多变，改来改去的导致机构和部门实在太多，管辖权比较混乱又交差，像是同一个事务几乎任何部门都可以管一下。
以至于办一件事的时候，经常需要成立个专门的“某某领导小组”，如果短时期内事情办不完，这个所谓的领导小组就会慢慢的变为实体机构。
又根据在北宋不能把文系官员下岗的“太祖宪章”，那会导致从此以后多了个行政机构，进一步的造成管辖权混乱，进一步机构臃肿和冗官。
当年陷入了财政危机，和后世的一些时期差不多。官员养老金、特殊护理费、固定行政机构的运行维护费用等等，大幅赤子亏空，实在是快发不出钱来了。于是有个铁头出来拉了权贵的仇恨，大幅删减机构，压缩编制，大幅买断官龄，大幅体制内下岗。
那个事件史称“元丰改制”，执行人是如雷贯耳又被人脊梁骨几百年的王安石相爷。
鉴于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造成的“官怨”实在太大，神宗皇帝临时接管了中书门下的权柄进行缓冲，导致改的不够彻底，却也已经裁剪了许多机构和官员，节约了许多开支。
其实是唱红脸和白脸的区别，王安石去拉仇恨，末了神宗皇帝来做个好人。这是新党旧党、以及摇摆不定的中立皇帝合唱的历史大戏。
现在巍山书院“图书馆”里仍旧有许多针对王安石的谩骂和评论，其中一本人物列传较为有趣，是张纪?的著作：
王相公他不总对，也有诸多毛病，但那近乎信仰的偏执，足以让他位列历史超一线人物。
章惇是个有理想又铁腕的人，可惜刚猛有余而柔性不足，吕惠卿阴柔有余而刚性不足，两人又相互忌讳无法互补，导致他们最终无缘历史一线人物。
在王安石相公后，几乎再也没人能压制住文学声望爆红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。
司马光主持对西夏割地议和时，章惇不服气的跳出来说“经安石相公之变法后西北无惧，议论割地者当斩，司马光这种村夫子的话也能听，不要以为他孩童时会砸缸就永远是神童，有些人是越成长越蠢，这种越长越蠢的神童老子们大宋还尤其多”。
说的跟真的似的，敢这样和司马光与高太后吵架，当然一脚踢飞离京，如同范仲淹似的换地方做官。